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：事实与价值的分野
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光谱中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共同构成理现实的方法论基础，但二者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取向却有着本质分野。这种分野不仅决定了研究的路径，更划定了结论的边界——前者追问“世界是什么”，后者探究“世界应该是什么”。实证分析的核心是对事实的描述与验证。它以可观测的数据、可重复的现象为研究对象，试图揭示事物运行的客观规律。例如，当经济学家研究“提高利率是否会抑制通货膨胀”时，他们会收集历史上利率调整与通胀率变化的数据，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，最终得出“利率与通胀存在负相关”的结论。这里的结论关好坏，只关乎事实：数据是否支持这一关联，模型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。实证分析的结论具有可证伪性，即它可以通过新的事实或更精确的测量被修正甚至推翻，正如早期“菲利普斯曲线”因滞胀现象的出现而被重新审视。
规范分析则截然不同，它的底色是价值判断。它不再满足于描述现实，而是基于特定的伦理准则、社会目标或个人偏好，对事物“应当如何”做出评判。比如讨论“是否应提高遗产税”时，支持方可能认为这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、促进社会公平，反对方则可能保护私人财产权的重要性。两种的分歧并非源于事实不清——双方可能都认同遗产税会影响财富分配——而是源于对“公平”与“权利”价值排序的差异。规范分析的结论没有绝对的“对错”，只有“合理”与否的争论，其说服力取决于论证背后的价值体系是否被接受。
方法论的差异进一步放大了二者的鸿沟。实证分析依赖可量化的工具，论是统计模型、实验数据还是田野调查，都旨在将抽象问题转化为可验证的命题。它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，尽可能剥离主观偏好对结论的干扰。规范分析则更多依赖逻辑推演与价值论证，研究者需明确自身的伦理立场，甚至需要对“什么是好的社会”“什么是正义”等元问题做出预设。例如，在讨论“政府是否应补贴新能源产业”时，实证分析聚焦补贴的具体效果如是否降低碳排放、是否提高就业，规范分析则追问“发展新能源是否比短期经济增长更重要”。
从结论的性质看，实证分析的输出是“事实判断”，它回答“是什么”或“为什么”；规范分析的输出是“价值判断”，它回答“应该怎样”或“该不该做”。前者为决策提供现实依据，后者为决策指明方向。但二者并非割裂：没有实证分析提供的事实基础，规范分析可能沦为空想；没有规范分析的价值指引，实证分析也可能迷失于数据的迷雾。
这种事实与价值的分野，恰是社会科学保持清醒与深刻的关键——既需要用实证的严谨锚定现实，也需要用规范的追问校准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