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克思认为，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。动物只能被动适应自然，而人通过劳动将自身的目的、意志和创造力入自然，使原本自在的环境成为“人化的自然”。这种“人化”不是对自然的粗暴征服，而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——人在改造环境的同时，也在环境中确证自身的存在与价值。
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，马克思明确指出，自然界起初是“自在之物”，但当人通过生产劳动与之发生联系，它便成为“为我之物”。耕地替代了荒野，村落取代了丛林，工具、房屋、艺术等人类创造物，都是环境被“人化”的具体形态。这些形态中，凝结着人的需求、智慧和情感，使环境从纯粹的物理空间转变为承载人类文明的“属人世界”。
更深层来看，“环境人化”是人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体现。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、文化观念，会赋予环境不同的“人化”特征：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刻在岩壁上，农业文明的田园诗画留在土地里，工业时代的机器轰鸣融入城市肌理。环境因此成为人类历史的“活化石”，记录着人如何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塑造自身、发展文明。
马克思的这一论断，颠覆了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认知，揭示了“人-环境”关系的本质是实践中的辩证统一。环境因人而具有意义，人也在“人化环境”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生成。这一思想至今仍为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、文明的演进提供着重要启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