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创作背景来看，《罪域》的故事框架脱胎于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多地发生的反腐大案，剧中角色多为艺术化加工的综合形象，而非对单一现实人物的直接复刻。兆辉煌的原型构建，主要融合了三类现实案例的特征：
其一，是“官商勾结”的典型模式。 兆辉煌在剧中打造“辉煌集团”作为犯罪温床，通过行贿、提供利益输送等方式拉拢政府官员，甚至直接干预城市规划、工程招标等公共事务。这一设定与现实中部分“红顶商人”的操作高度相似——他们以合法企业为掩护，利用与权力阶层的深度绑定，实现非法利益扩张。例如某地曾曝出的“地产黑老大”案，涉事者通过腐蚀官员获得土地审批权，垄断当地建材市场，其运作模式与兆辉煌的“商业帝国”如出一辙。 其二，是“黑恶势力渗透基层”的犯罪特性。 兆辉煌不仅操控经济，更豢养打手、实施暴力犯罪，甚至插手司法程序，对证人、对手进行威胁迫害。这种“以商养黑、以黑护商”的逻辑，参考了现实中多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长轨迹。比如某沿海城市的黑社会组织头目，通过开设赌场、放高利贷积累原始资本，再用暴力手段排挤竞争对手，同时买通当地公安、法院系统充当“保护伞”，其嚣张程度与兆辉煌的“法天”高度重合。 其三，是“权力寻租的层级突破”。 兆辉煌在剧中能直接影响市级乃至省级决策，反映出腐败网络的深度与广度。这一情节映射了现实中部分大案要案的特点——当黑恶势力与高层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，往往能构建起覆盖政、商、法多领域的“腐败金字塔”。例如某省曾查处的系列窝案中，涉黑团伙头目通过长期行贿，将多名厅局级官员拉下水，甚至影响地方政策制定，其对权力的渗透力度与兆辉煌的“通天手段”异曲同工。需要明确的是，兆辉煌并非现实中某一个特定人物的翻版，而是编剧对多起反腐案件中“黑恶势力头目”“腐败官员”“红顶商人”等形象的提炼与融合。 这种创作手法既避免了对具体案件的直接复刻，又通过高度浓缩的艺术形象，深刻揭示了腐败与黑恶势力交织的危害性，以及我国反腐斗争的艰巨性。
从赖昌星案中的“走私帝国”到周永康案中的“权力网络”，从地方黑恶势力的“暴力垄断”到官商勾结的“利益互换”，兆辉煌的每一个特征，都是现实中腐败现象的切片式呈现。与其纠结于“原型是谁”，不如透过这个角色看到：反腐剧的价值正在于用艺术真实照见现实，警示权力必须受到监督，黑恶势力终将被连根拔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