格里高尔的变形本是对生存压力的应激反应：作为旅行推销员，他日复一日被工作榨干精力，连转身都需计算时间成本，身体早已成为承载劳动价值的“容器”。而结局中，当这具“容器”失去使用价值，家人的态度从最初的惊恐转为厌恶，甚至将他的死亡视为“脱”——妹妹嫌恶地说“我们必须试着摆脱它”，父亲冷漠地用苹果砸伤他，母亲则以昏厥回避现实。亲情在此刻被简化为利益交换，人伦关系沦为“有用则亲，用则弃”的功利逻辑，这种异化的家庭伦理恰是现代社会原子化生存的缩影：个体被剥离传统社群纽带，仅以“经济功能”定义自身存在，一旦功能失效，便会被系统情抛弃。
更深刻的是，结局中格里高尔的死亡并未引发任何反思，家人反而如释重负地规划新生活——他们搬进更小的公寓，妹妹开始学音乐，父亲找到了工作。这种“遗忘”比死亡本身更具冲击力：社会对个体苦难的漠视，本质是对异化的默许与包容。格里高尔的悲剧不是孤例，而是数在现代性齿轮下被碾压的个体的隐喻：当资本逻辑将“效率”“价值”奉为圭臬，人的情感、尊严、精神需求被边缘化，甚至成为需要被“清理”的“冗余”。结局里甲虫躯体被女佣随意扫进垃圾堆的细节，正是对这种社会规训的极致讽刺——失去“价值”的人，与垃圾异。
《穿墙记》的结局没有控诉，没有呐喊，只有一片冰冷的平静。但这种平静下涌动着刺穿时代的质问：当社会将人异化为工具，当亲情沦为价值衡量的标尺，我们是否正在集体走向格里高尔的“甲虫化”？ 结局的社会意义，正在于它以荒诞的情节照见现实——每个被绩效、名利、生存压力裹挟的现代人，或许都是未变形的“格里高尔”，而那只被扫进垃圾桶的甲虫，不过是异化社会中个体命运的终极象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