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份工在北岛的猕猴桃园。工头是个毛利大叔，笑起来露出金牙，说“Kia ora”你好的尾音拖得像唱歌。清晨五点跟着拖拉机穿梭在猕猴桃园，指尖被绒毛扎得发红，太阳爬上山坡时，筐里的果实已经堆成小山。午休时躺在树荫下，听来自德国、日本、加拿大的工友聊各自的故事，面包屑掉在草地上，会有麻雀蹦跳着来啄。下班后用现金工资买一支本地冰淇淋，坐在路边看晚霞把天空染成橘子汽水的颜色。
三个月后攒够第一笔旅费，背包向南岛出发。在皇后镇的青旅，遇见一个在滑雪场兼职的英国女孩，她教我用“haka”毛利战舞的姿势暖手，我们在星空保护区躺在地上数银河，流星划过的瞬间，她喊出“回家后要去读天体物理”，我突然想起出发前藏在行李箱底的辞职信。
在瓦纳卡湖边打工换宿，帮民宿老板喂羊驼。白色的羊驼总吐我口水，老板说“它们只是喜欢你”。某天清晨我去湖边捡树枝，看见一个老人坐在轮椅上画画，画板上是那棵孤独的树。他说“我在这里画了40年，树每年都有新样子，人也是”。那天我没捡树枝，坐在他旁边看了一上午的湖。
最意外的工是在基督城的咖啡馆。老板娘是马来西亚华裔，会用中文写“加油”贴在我围裙上。有个常客是退休教师，每天点一杯flat white，然后给我讲新西兰的历史：“当年英国殖民者来的时候，毛利人用土地换了承诺，可承诺像云一样飘走了。” 他说这话时，窗外的鸽子正落在教堂废墟的断壁上。
最后一个月在但尼丁的三文鱼养殖场。穿着防水裤站在冰冷的水里分拣鱼，手指冻得不听使唤，却能看见海豹在不远处的礁石上晒太阳。下班后和工友去海边烧烤，有人弹吉他，有人跳劣质的踢踏舞，海风吹乱头发，咸腥味混着肉香，我突然明白“自由”不是逃离，是认真接住每一个当下。
离开那天，我把工牌、捡来的贝壳、工友写的明信片塞进背包。飞机起飞时，机翼下的新西兰像一块被打翻的调色盘——绿色的草原、蓝色的海、白色的雪山。这一年没有“打卡”式的景点清单，只有沾满泥土的鞋子、晒黑的皮肤、和几百个“原来生活可以这样”的瞬间。落地北京时，空气里有雾霾的味道，但我摸了摸口袋，里面还装着在瓦纳卡湖边捡的小石子，沉甸甸的，像揣着一整个夏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