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晚的声音还在耳朵里嗡嗡响。不过是为了阳台那盆浇水过多的绿萝，我却像被点燃的炮仗，声音一节节拔高：“说了多少次见干见湿！你就是不听！”她当时手里还拿着喷壶，指节泛白，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把喷壶轻轻放在地上，转身进了房间，门没关严，留了道缝，像道没愈合的伤口。
我承认是我昨晚说话声音大了点。不是“有点”，是太大了。大到现在想起她当时垂下的眼睛，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攥住，发紧。其实我知道，绿萝死不了，她只是难得休息，想做点什么让家里好看些。可我当时被工作里的烦躁攥着，把她的细心当成了“失误”，用最硬的声音砸过去。
声音撞在墙壁上反弹回来，像碎玻璃扎在空气里。她没反驳，也没哭，就那么安静地退开，安静得让我后来躺在床上，听着自己的心跳声，第一次觉得“赢了”比输了还难受。我总说自己是急性子，却忘了“急”从来不是伤害身边人的理由。
晨光又爬高了些，照到她的发梢。我悄悄坐起身，想去够床头柜上的水杯——昨晚她睡前倒的，现在还温着。手指刚碰到杯壁，她忽然转过来，眼睛有点红，但没带怒意，只是轻轻问：“绿萝……还有救吗？”
我把水杯递过去，声音放得很轻，轻到像怕惊扰了晨光：“有救。我早上就去买新土，我们一起换。”顿了顿，我看着她的眼睛，把那句在心里滚了一夜的话说出来：“对不起，昨晚我声音太大了。”
她接过水杯，指尖碰到我的手，很暖。然后她笑了，带着点鼻音：“知道就好。下次再这么大声，我就把你的咖啡豆藏起来。”
阳光终于漫过了那道伤痕，房间里亮堂堂的。绿萝在阳台轻轻晃了晃，像是松了口气。原来有些道歉，不用长篇大论，只要把声音放软，把姿态放低，就能让隔夜的冰霜，在晨光里慢慢融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