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篇以“保国、保教、保种”为纲，中学为立国之本。张之洞将“中学”界定为孔孟之道与纲常伦理，认为“三纲五常”是“中国所以为中国”的根基，“圣人之所以为圣人”的核心。他批判维新派“民权”“平等”之说，称其“欲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、诗书典则，一旦扫地荡尽”，主张通过“明纲”“正权”“教忠”，巩固君主专制与儒家道统，反对“离经叛道”的激进变革。
外篇则倡导西学为应世之具，主张学习西方“富强之术”。张之洞认为，西学并非“邪教异端”，而是“智学、化学、电学、植物学、公法学”等实用学问，可补中学之短。他具体列出西学门类：“算学、格致、制造”以强兵，“工艺、商政”以富国，“邮政、铁路”以利民，“公法、律例”以治国。但西学必须“受中学之范围”，服务于“卫道保教”的根本目的，反对“舍本逐末”的全盘西化。
《劝学篇》的思想内核，是以传统纲常为“体”，以西方技艺为“用”，试图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，吸纳西学以应对内忧外患。张之洞既不同于顽固派的“闭目塞听”，也区别于维新派的“破旧立新”，主张“变器不变道”——船坚炮利可学，政治制度不可改；科学技术可引，儒家伦理不可动。这种“折中”立场，在19世纪末的思想界引发巨大反响，被清廷奉为“救世良言”，却也因“保守”底色遭维新派抨击为“阻碍变法”。
尽管《劝学篇》未能突破封建体制的桎梏，但其“中体西用”的框架，客观上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，为清末新政提供了思想资源。它所折射的，正是传统中国在现代化冲击下的艰难转型：既要坚守文化根脉，又不得不拥抱外来文明，这种矛盾与挣扎，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重要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