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英国，浪漫主义诗人以鲜明的个性风格引领潮流。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的《抒情歌谣集》标志着浪漫主义的正式诞生，前者在《水仙花》中以自然意象寄托心灵的自由，后者则在《古舟子咏》中用奇幻叙事探索人性的神秘。拜伦的《唐璜》以讽刺笔触揭露贵族社会的虚伪，雪莱的《西风颂》以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”的诗句成为时代的精神号角，济慈的《夜莺颂》则在对美与艺术的极致追求中展现生命的永恒。
德国浪漫主义则更重对民族文化与民间传说的挖掘。格林兄弟的童话集保存了日耳曼民族的集体记忆，海涅的《德国，一个冬天的童话》以浪漫主义手法批判现实，将个人情感与社会批判融为一体。
法国浪漫主义在雨果的引领下达到高潮。其戏剧《欧那尼》的上演引发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论战，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通过吉普赛少女爱斯梅拉达与敲钟人卡西莫多的悲剧，控诉宗教的虚伪与封建专制的残酷；《悲惨世界》则以史诗般的格局展现底层民众的苦难与人性的救赎，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丰碑。
现实主义文学的萌芽 19世纪中期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剧，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逐渐让位于对现实的冷静观察，现实主义文学开始萌芽。其核心主张是客观再现社会生活，关普通人的生存状态，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。法国作家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被视为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，小说以于连·索雷尔的个人奋斗为主线，深刻剖析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阶级冲突与人性扭曲。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则通过艾玛·包法利追求浪漫幻想而毁灭的悲剧，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虚伪与空虚，其“客观而动于衷”的叙事风格成为现实主义写作的典范。
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以狄更斯为代表，《双城记》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，通过马内特医生一家的命运交织，揭示革命的暴力与人性的复杂；《雾都孤儿》则聚焦伦敦贫民窟的儿童生存，以细腻的笔触暴露社会的黑暗与不公。
19世纪西方文学的这一阶段，既是浪漫主义情感的喷发期，也是现实主义理性的奠基期。前者以激情打破传统枷锁，后者以真实映照社会肌理，共同为后续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刻的思想与艺术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