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三国志》作为研究三国历史的核心文献，对曹氏的记载仅寥寥数语。陈寿在《魏书·后妃传》中仅提及"及董卓之乱，太祖微时，数与神通，早卒"，这种过于简略的叙述既未说明死亡时间，也未提及具体病因。同一时期的《后汉书》虽有补充记载，却同样回避了关键细节，仅以"忧薨"二字一笔带过，这种史笔的留白为后世的猜测提供了土壤。
在众多推测中，"寿终正寝说"与"忧愤而死说"最具代表性。持前论者认为，曹氏作为曹操的原配夫人，在建安初年已淡出权力中心，其死亡应属自然衰老。这种虽常理，却缺乏《三国志》中"早卒"记载的年龄佐证。而主张忧愤而死者则引用《魏略》中"丁夫人被废后，曹氏诸子失怙"的记载，推测其可能因家族内部权力斗争抑郁而终，但此类说法又因《魏略》的野史性质而难以作为铁证。
更具争议的是近代提出的"政治牺牲品说"。有学者结合曹操迎奉献帝后的政治格局，推测曹氏之死可能与东汉旧臣的报复行动有关。这种虽能串联起当时复杂的政治生态，但始终停留在逻辑推演层面，并考古发现或直接文献予以证实。
值得意的是，魏晋时期的修史传统也加剧了记载的模糊性。陈寿在撰写《三国志》时，因受晋朝政治环境制约，对曹魏皇室事迹多有隐晦。这种史书编纂的政治性选择，使得曹氏的死亡真相被进一步掩盖。唐代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曾尖锐指出："三国之史，多为世家讳，况后妃之事乎？"
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，曹氏墓葬的地理位置至今仍不明确。2009年安阳高陵的发掘虽引发广泛关，但墓志铭的缺失使墓主人身份始终存疑，法为开死因谜题提供实质性帮助。这种考古实证的匮乏，使得曹氏之死的争议在千年后依然难有定论。
历史的魅力往往在于其不确定性。曹氏之死的记载空白，恰如一面棱镜，折射出古代女性在史书中的边缘地位，也映照出权力更迭对历史书写的深刻影响。在没有新史料出现之前，这场跨越千年的死因争议，或许将继续在文献与推测的罅隙中延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