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党初期中央局的秘密代号工作
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中央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，在白色恐怖下建立起严密的秘密代号制度。这一制度成为党在早期斗争中保护核心组织、传递重要信息的生命线。中央局成立之初，即明确规定所有机关和主要负责人使用代号开展工作。中共一大后，中央局机关驻上海，对外以\"上海成都路广生行\"为掩护，内部文件中称中央局为\"钟\"。这一代号既取\"中枢\"之意，又暗含\"警钟长鸣\"的警示。陈独秀作为中央局书记，在党内文件中被称为\"老先生\"，李大钊则以\"北李\"为代号，这种以特征或地域为基础的代号规则，在全党系统内逐步推广。
1922年党的二大后，中央局代号体系进一步善。中央机关刊物《向导》周报在秘密传递时使用\"伙计\"作为代称，重要会议通知则以\"商务印书馆新书预告\"的名义发出。中央局委员们根据分工不同，各有专属代号：负责工人运动的张国焘称\"张特立\"，分管宣传工作的蔡和森使用\"蔡林彬\"的别名，这种双重身份掩护在地下工作中起到关键作用。
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后，随着党员数量增加和组织范围扩大，中央局设立专门交通机关，制定《秘密工作条例》。文件传递采用\"暗号+密码\"双重加密，如将\"中央局\"写作\"中央俱乐部分会\"，\"紧急会议\"称为\"同学聚餐\"。在上海至广州的秘密交通线上，每个中转站都有独特代号，如汉口站称\"汉昌洋行\"，长沙站称\"文化书社\"。
这种代号制度在五卅运动期间发挥重要作用。1925年5月，中央局通过\"校第X号\"密电指挥全国行动，将\"罢工\"称为\"放工\"，\"武装斗争\"称为\"体操练习\"。这些经过精心设计的代号，使国民党反动派的情报机关屡次扑空，确保了党中央对革命运动的集中统一领导。
中央局的代号系统随着党的发展不断演化，从最初的简单代称发展为包含机关代号、人员代号、文件代号、行动代号的整体系。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党在秘密斗争中的智慧，更成为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后来中央苏区的保密工作奠定了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