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宇霆的历史评价
杨宇霆作为民国时期奉系军阀的核心人物，其历史评价始终呈现鲜明的两极分化。在东北近代化进程中，他以“智囊”角色推动多项改革，却也因权力斗争和性格缺陷成为争议焦点。其正面贡献集中体现在军阀混战时期的战略布局与东北建设。作为奉系军阀的总参议，他主导整军经武，建立东北陆军讲武堂，引入现代化军事训练体系，显著提升了奉军战斗力。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，杨宇霆推动奉系军工体系建设，主持奉天兵工厂扩建，使其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，年产武器足以装备十万人的军队。同时，他力主修建沈海铁路，打破日本对东北交通的垄断企图，为东北经济独立奠定基础。
然而负面评价同样深刻。在权力架构中，杨宇霆以铁腕手段排除异己，与郭松龄的矛盾最终引发1925年郭松龄反奉事件，导致奉军精锐折损过半。其专断性格在张学良主政后更为凸显，以“托孤老臣”自居，屡次挑战张学良权威，成为东北权力整合的阻碍。1929年“杨常事件”中，他与常荫槐被张学良处决，直接导火索虽是所谓“逼宫夺权”，实则是新旧权力格局冲突的必然结果。
从历史影响看，杨宇霆对东北军事现代化的推动具有阶段性价值，但其政治手腕的残酷性与权力欲，也加速了奉系内部的分裂。这种复杂特质使得他既被视为东北发展的实干家，也被诟病为军阀割据的产物。评价其功过，需置于特定历史语境：在国家统一尚未成的动荡年代，个人能力与道德缺陷始终交织，构成近代中国军阀群体的典型镜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