兼容并蓄、博采众长，到底说的是一种怎样的智慧？
清晨的老巷口，王伯的面店总是飘着两种香气——骨汤的浓醇裹着藤椒的鲜麻，细面的筋道里藏着米浆的柔润。问起秘诀，王伯擦着手笑：“我爹是四川人，煮得一手好藤椒面；我娘是苏州人，惯会用米浆揉面。我把俩老的本事合一块儿，这不就有了咱巷口独一份的味儿？”一碗面里，没有谁取代谁，只有川味的烈与苏味的软，在滚汤里缠成了更暖人的烟火气——这大抵就是兼容并蓄的模样：像土壤接住不同的雨水，像陶瓮装下不同的酒，不是把别处的东西掰碎了塞进自己的壳，而是让原本各自鲜活的“好”，在同一个容器里长出新的生机。
城西的老木匠李叔，工作台前摆着两本翻烂的书：一本是明代《鲁班经》，画着榫卯的严丝合缝；一本是西方家具设计图，标着人体工学的曲线。他做的太师椅，椅背板留着明式的简洁弧度，扶手却加了北欧风的圆润包边，坐上去腰不酸，手不硌。“不是要把老东西丢了，”李叔摸着椅面的木纹，“老榫卯是根，可现代人爱舒服，我就把西方的巧劲儿接过来——就像给旧衣服补块新布，布是新的，针脚还得是自己的。”这便是博采众长的道理：像蜜蜂采遍不同的花，不是只盯着一朵啃到凋零，而是把每朵花的蜜都酿成自己的甜；像琴师弹遍不同的弦，不是只守着一根弦奏到底，而是让每根弦的响都融成更动人的曲。
敦煌莫高窟的第257窟里，飞天的飘带裹着波斯的卷草纹，壁画的底色渗着印度的朱砂红，连龛楣的雕刻都藏着中原的云纹——一千多年前的工匠们，没说“这是外国的东西不能用”，也没说“我们的东西比别人好”，只是把从丝绸之路来的风、从葱岭以西来的色、从黄河岸边来的笔，都揉进了石壁里。于是那些飞天不是单纯的印度天人，也不是单纯的中原仙子，而是穿着绫罗、飘着璎珞的“中国飞天”；那些壁画不是单纯的佛本生故事，也不是单纯的民间传说，而是带着烟火气的“敦煌故事”。兼容并蓄从不是“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”，而是“让自己的东西里住着别人的好”；博采众长从不是“把别人的本事偷过来”，而是“让自己的本事里藏着别人的巧”。
巷口的面、案头的椅、石壁的画，还有奶奶煮的红烧肉放了绍兴黄酒提香，又加了北方冰糖炒色、楼下书店的书架左边摆着《诗经》，右边放着《百年孤独》——这些藏在日常里的“不挑剔”，才是兼容并蓄、博采众长最本真的样子：不是站在高处说“我要包容一切”，而是蹲在地上说“这东西好，我要把它接过来”；不是举着旗子喊“我要学习一切”，而是握着锤子说“这东西有用，我要把它安在自己的活儿里”。
它从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道理，就是王伯的面、李叔的椅、敦煌的壁画——是带着自己的根，去接别人的光；是守着自己的本，去纳别人的好；是让原本的“我”，变成“更丰富的我”。就像春天的树，既留着去年的枝，又发着今年的芽；就像秋天的果，既有土壤的养，又有阳光的暖。
兼容并蓄、博采众长，不过是一种“不把自己关在笼子里”的智慧：我有我的底色，可我也愿意让别人的色来染一染；我有我的声音，可我也愿意让别人的声来和一和。最后，那些“别人的”，都变成了“我的”——不是吃掉，不是取代，而是变成了更饱满的、更鲜活的“我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