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维钧为什么会被误传为战犯？
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，顾维钧是绕不开的名——这位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资深外交官，曾在巴黎和会上掷地有声拒绝签，曾在华盛顿会议上为中国收回部分权益，曾以中国代表身份参与联合国宪章的签署。这样一位终其一生为国家争取外交尊严的人，为何会被传为“战犯”？答案藏在历史的误读与刻意混淆里。
顾维钧的“争议”，首先来自他的任职经历。他曾在北洋政府担任外交总长、国务总理，而北洋政府常被贴上“军阀政权”的标签。但外交是国家行为，不是个人选择——当1919年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时，是顾维钧以“中国不能失去山东，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”的比喻，痛斥列强的不公；当1922年华盛顿会议召开，是他据理力争，让日本被迫归还青岛和胶济铁路主权。这些行动，关他服务的政权，只关中国的利益。将北洋政府的“军阀”标签贴在他身上，是对“外交家”职业属性的视。
更关键的误读，来自对“战犯”定义的扭曲。战犯是指犯有战争罪、反人类罪的人，而顾维钧一生从未参与过军事行动，从未下令屠杀民众，从未支持过侵略行为。他的所有工作，都是在谈判桌前为中国争取生存空间：九一八事变后，他以中国驻国联代表身份，多次提交申诉书，国联制裁日本；抗日战争期间，他在美国积极奔走，为中国争取援助；甚至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，他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的中国代表。这样的人，与“战犯”二毫交集。
那么，“顾维钧是战犯”的说法从何而来？非是两种可能：要么是对历史细节的知——将北洋军阀的罪行转嫁到文官外交家身上；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抹黑——试图通过否定顾维钧的历史贡献，消中国近代外交的抗争痕迹。但历史不会说谎：巴黎和会的拒签文件上，有他的签名；华盛顿会议的《九国公约》里，有他的努力；联合国的创始名单中，有他的名。这些铁证，足以粉碎任何污蔑。
顾维钧不是战犯，他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“清醒者”。他知道弱国外交，但从未放弃争取；他知道列强的傲慢，但从未低头。所谓“战犯”的传言，不过是历史长河里的一片乌云，风吹过，便会露出真相——那个站在谈判桌前，用英语怒斥列强的中国人，从未对不起自己的国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