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的笔为何总蘸着人间的寒？

绍兴的秋深得早。鲁迅十几岁时，总揣着父亲的药方往药铺跑。长庆里的柜台高过他的肩膀，伙计接过药方时，指尖沾着算盘上的灰，扫过他补丁叠补丁的长衫：“犀角要三两天才有，先拿这剂苦艾应付吧。”他攥着纸包往家跑，巷口的黄狗斜睨着他——从前这狗见了穿绸子的周家人，尾巴能摇成花，如今却夹着尾巴躲在墙根。父亲的咳嗽声从里屋撞出来，撞得窗纸簌簌掉渣，他掀开布帘时，正撞见母亲用袖口擦眼睛，铜炉里的药香裹着霉味，飘得满屋子都是。

后来祖父犯了科场案，周家的门楣突然塌了。族里的人揣着账本上门，说要“分家产抵债”，木柱上的对联还留着去年的墨痕：“周氏族亲同福泽”，如今却被人用指甲划了道破口，像道没结痂的伤口。鲁迅蹲在门槛上，看族叔把祖父的砚台塞进布包，阳光穿过梧桐树的缝隙，落在他手背上，像块凉透的银子——他忽然想起小时候跟着祖父读《鉴略》，祖父摸着他的头说：“咱们周家的，要写得端端正正。”可如今端端正正的砚台，正被人抱着往门外走，门槛上的铜钉也生了锈，蹭得布包发出刺耳的响。

再后来他去了日本。仙台的冬天冷得钻骨头，他裹着粗呢子大衣去上课，教室里的煤炉烧得正旺，讲台上的幻灯片却像块冰。那天讲的是细菌学，投影里忽然出现个中国人：双手被绑在柱子上，周围围满了伸长脖子的同胞，日本兵的刀闪着寒光，人群里有人笑，有人嚼着干馒头，有人把烟卷举到眼前，烟灰落进领口也不在意。教室里的日本学生拍着手笑，笑声撞在窗户上，震得玻璃上的霜花往下掉。鲁迅攥着钢笔的手在抖，墨水滴在笔记本上，晕开个黑团，像血——他忽然想起绍兴街头的杀头示众，也是这样的人群，也是这样的笑声，连唾沫星子飞起来的弧度都一样。

回国后的鲁迅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。院子里的槐树落了一地叶子，他坐在藤椅上写《狂人日记》，钢笔尖划破稿纸时，想起当年在药铺外遇见的孔乙己——那时候孔乙己还穿着破长衫，站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，摸出几枚铜板：“温两碗酒，要一碟茴香豆。”伙计笑着把碗推过去，旁边的短衣帮人起哄：“孔乙己，你又偷了人家的书吧？”孔乙己的脸涨得通红：“窃书不算偷……窃书！”话音未落，全店的人都笑了，连门口的小孩都举着茴香豆喊：“孔乙己，你又被打了！”鲁迅握着笔的手顿了顿，窗外的风卷着槐叶撞在窗上，像当年父亲的咳嗽声，像仙台教室里的笑声，像绍兴巷口黄狗的冷眼——这些声音凑在一起，变成了墨水里的寒，顺着笔尖流到稿纸上，变成了“吃人”的，变成了“救救孩子”的喊。

他写《药》的时候，正坐在上海的亭子间里。窗外的弄堂里传来卖梨膏糖的吆喝，他想起当年在绍兴，有个老太太举着人血馒头往孙子嘴里塞：“吃了这个，病就好了！”孙子的脸白得像纸，嘴角沾着血，老太太的手在抖，却笑得眼睛发亮：“这是华小栓的药，陈血呢！”鲁迅把笔往桌上一放，墨汁溅在稿纸上，像那馒头的血——他忽然明白，人间的寒从来不是风，是人的眼睛：是药铺伙计的斜眼，是日本学生的笑眼，是老太太发亮的眼，是所有看着别人受苦却动于衷的眼。这些眼像冰，冻住了所有的温度，冻住了所有的希望，冻成了他笔里的寒。

他的笔从来不是蘸着墨，是蘸着绍兴巷子里的风，是蘸着仙台教室里的笑，是蘸着上海弄堂里的血，是蘸着所有他见过的、听过的、尝过的寒。这些寒像针，扎进他的心里，再顺着笔尖扎进读者的心里——他写的不是故事，是他见过的人间，是他摸过的寒，是他疼过的疼。

风又吹起来了，吹过他的稿纸，吹过他的笔，吹过他写的“人”——那里有绍兴的秋，有仙台的冬，有上海的雨，有所有人间的寒，像他说的：“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”而他的笔，就是那猛士的剑，带着人间的寒，刺向所有的麻木，所有的愚昧，所有的“吃人”的事。

这就是他的笔总蘸着寒的缘故——他见过的寒太多，多到墨水里全是，多到写出来的全是，多到每个读者读的时候，都能感觉到那寒，从纸页里渗出来，渗进心里，像当年他在绍兴巷口的风，像仙台教室里的笑，像上海亭子间的雨——这寒不是他造的，是人间给的，是他替人间记下来的，是他替人间喊出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