辽代的历史资料从何而来？
研究辽代历史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：历代官修正史与文献、辽代著述与宋人文集、考古发现与碑刻墓志。
元代脱脱主持编纂的《辽史》是最基础的史料，全书116卷，包括本纪30卷、志32卷、表8卷、列传45卷及国语1卷。其中《营卫志》《部族志》《地理志》等志书保存了契丹早期社会结构、部族分布与疆域变迁的重要信息。本纪部分系统记载了辽代九帝的编年大事记，列传则收录了契丹贵族、汉官及周边部族首领的生平事迹。
宋代文献中保留了大量关于辽朝的记载。《宋史》中的《辽史》部分、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等著作，从敌对视角记录了宋辽交往的重大事件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、洪皓《松漠纪闻》等私人笔记，详细描述了辽代社会风俗与典章制度。这些文献虽多有偏见，但可与《辽史》相互印证。
辽代自身编纂的《辽实录》原书已佚，但部分内容被金人王若虚《滹南遗老集》和元代修史时引用。辽人王鼎所著《焚椒录》记载了道宗皇后萧观音冤案，是现存唯一整的辽代私人笔记。近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《辽史辑本》残卷，补充了圣宗朝的部分史实。
考古发现为辽史研究提供了实物佐证。辽庆陵出土的契丹文哀册，读后揭示了辽代帝陵制度与天文历法。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中的《散乐图》《出行图》，直观展示了辽代贵族的生活场景。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的《耶律琮神道碑》，纠正了《辽史》中关于宋辽“高梁河之役”的时间记载错误。
契丹文碑刻是独特的史料类型。现存契丹大碑刻如《耶律延宁墓志》《萧孝忠墓志》，契丹小碑刻如《兴宗皇帝哀册》《道宗皇帝哀册》，通过文释读可补充辽代政治制度与民族关系的细节。这些碑刻与汉文献形成双语对照，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双重证据。
各类资料相互补充，共同构建起辽代历史的基本框架。官修正史提供了系统性脉络，宋人记载呈现了外部视角，考古发现则以实物印证文献记载，三者的结合使辽代历史研究得以不断深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