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苟坝会议为何能成为红军转折路上的“定盘星”？》
1935年3月的黔北山野，春寒裹着雾霭压得人透不过气。遵义会议过去不过两个月，红军刚从湘江战役的血海里挣扎出来，却又站在了一个命运的岔路口——要不要攻打黔西重镇打鼓新场？这场争论像一根尖刺，扎进了苟坝村那间低矮的会议屋，也扎进了红军转折的进程里。
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，但军事指挥的分歧并未消弭。当时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，部分指挥员急着“打个大仗扬眉吐气”。打鼓新场守敌只有一个师，看起来是块“送到嘴边的肉”，多数人拍板要打。可毛泽东盯着地图皱起了眉：打鼓新场是国民党军的补给枢纽，周围有五个师的兵力正往这赶，一旦陷进去，红军会被像包饺子一样围歼。
3月10日的会议上，他拍着桌子反对：“你们要打，我就辞去前敌政委！”但多数人还是通过了攻打计划。散会后，毛泽东提着马灯摸黑找周恩来——他知道，只有暂缓命令才能挽回危局。两人蹲在油灯下算兵力、析地形，直到鸡叫三遍，周恩来终于点头：“听你的，不打。”第二天再开会，朱德也站出来支持：“毛泽东说得对，我们不能拿全军性命赌。”攻打计划被取消，更关键的是，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，全权指挥军事行动。
苟坝会议的“定盘”作用，恰恰藏在这场争论里。它不是决了一个具体的战斗问题，而是把红军从“冒险求胜”的悬崖边拉了回来——若真打了打鼓新场，红军可能重蹈湘江覆辙；它更善了遵义会议的核心成果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，苟坝会议则让这种领导真正落地为“说了算、定了干”的军事指挥权。三人小组的成立，让红军终于有了一个统一、权威、能贯彻正确路线的指挥核心。
此后的故事世人皆知：四渡赤水时，红军像灵动的鱼，在国民党军的缝隙里穿梭；巧渡金沙江，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；强渡大渡河，打通了北上的通道。这些胜利的起点，正是苟坝村那盏亮了整宿的油灯——它照亮的不是某条具体的路，而是“实事求是、独立自主”的方向。红军不再是“跟着感觉走”的队伍，而是一支有战略、有定力、能打胜仗的铁军。
黔北的风早吹过了苟坝的老槐树，可那间会议屋的泥墙上，还留着当年的标语：“红军是工农的军队”。苟坝会议之所以成为“定盘星”，不过是因为它让红军重新抓住了“实事求是”的根——不迷信多数，不盲从经验，只看事实，只算死活。这颗“星”，从此一直亮在红军的征程里，亮在中国革命的转折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