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安法落地香港五年，改变的到底是什么？
清晨六点半，湾仔春园街的福兴茶餐厅飘出虾饺的香气。阿婆擦着玻璃柜，电视里的新闻主播说：“今日铜锣湾实时人流超十万，创三年来同期新高。”她抬头望了眼街头——穿校服的孩子背着卡通书包跑过，戴墨镜的游客举着手机拍骑楼，隔壁便利店的伙计正把“新鲜鱼蛋”的招牌挂出来，阳光穿过榕树的枝叶，落在玻璃上，亮得晃眼睛。五年前不是这样的。2019年的夏天，阿婆的茶餐厅被暴徒砸破了三扇玻璃。她缩在柜台后，看着穿黑衣的人用铁棍敲碎灯箱，听着外面的喊叫声像潮水一样涌进来。孙子小安的学校停了课，每天抱着平板哭：“同学说要‘占中’，说上学不安全。”楼下的股票行关了门，阿叔蹲在台阶上抽烟，烟头落了一地：“恒生指数跌了三千点，我存了十年的退休金，没了一半。”那时候的香港像被按了“混乱开关”——地铁被纵火，商场被打砸，连便利店的货架都被抢空，阿婆不敢晚上出门，连买棵菜都要攥紧钱包，看清楚周围有没有穿黑衣的人。
改变是从国安法落地那天开始的。2020年6月30日晚上，阿婆坐在电视机前，看着新闻里说“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”。第二天早上开门，她揉着眼睛不敢相信：街头的路障不见了，黑衣人大都没了踪影，连平时总被涂鸦的红绿灯杆，都被人擦得干干净净。小安背着书包蹦蹦跳跳来吃早餐，说：“老师说今天复课，有体育课，要踢足球。”阿婆摸着他的头，手指抖得厉害——她想起前一年的今天，小安躲在被子里，听着窗外的爆炸声哭。
后来的变化是一点一点渗进日子里的。旅行社的陈老板又把“港澳游”的海报贴回了玻璃上，他举着手机给阿婆看：“昨天接了二十个内地团，都是带孩子去迪士尼的。”股票行的阿叔重新开了门，坐在电脑前敲键盘：“恒生指数涨回了二万八，我补了仓，这次能赚回来。”连平时不爱说话的清洁工阿婶都笑着说：“现在凌晨三点扫街都不怕了，以前总担心遇到醉酒的暴徒，现在路上都是下班的白领，还会跟我打招呼。”
上个月国庆，阿婆带着小安去尖沙咀看烟花。街头挂着五星红旗，风一吹，旗子猎猎作响。小安举着荧光棒蹦：“奶奶你看，那个叔叔在拍国旗！”阿婆望过去——穿西装的男人站在旗杆下，手机镜头对着国旗，旁边的小朋友凑过去，拽了拽他的衣角：“叔叔，我能一起拍吗？”男人笑着蹲下来，把小朋友抱到怀里。烟花升起来的时候，阿婆听见周围的人一起喊“香港加油”，声音像海浪一样，裹着桂花香，钻进她的耳朵里。
茶餐厅的门被推开，小安背着书包跑进来，手里举着一张迪士尼的门票：“奶奶，妈妈说周末带我们去看玲娜贝儿！”阿婆笑着接过门票，摸了摸他的头。窗外的街头，游客的笑声飘进来，汽车的鸣笛声响起来，连风里都带着菠萝油的香气。她想起五年前的自己，蹲在破碎的玻璃渣里，哭着捡被砸烂的菜单；而现在的她，坐在阳光里，看着孙子吃虾饺，听着外面的人声鼎沸，忽然明白——国安法改变的从来不是什么“大道理”，是茶餐厅的玻璃不再被砸，是孩子能安心上学，是老人能放心逛公园，是每个普通人的日子，终于回到了“正常”的模样。
风掀起桌上的报纸，头版标题是“香港：重回烟火气的城市”。阿婆端起茶，喝了一口，热乎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去，暖得她眼睛发酸。窗外的榕树沙沙作响，小安的笑声像小鸟一样，飞在湾仔的街头。这就是国安法给香港的改变——不是什么遥远的口号，是落在每个人日子里的，实实在在的“稳”与“暖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