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草原》的写作背景，藏在1961年夏天内蒙古草原的风里。
那年，全国文联组织文艺工作者赴边疆体验生活，老舍作为北京文联主席，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跟着队伍钻进了呼伦贝尔的绿海。这不是一次游山玩水的行程——60年代初，文艺界正“深入生活”，老舍始终信“生活是创作的根”，他要去看草原上的人怎么过日子，听风里飘着的民歌裹着多少故事。
车辙碾过乌拉盖河的浅滩时，老舍正扒着车窗看羊群。领头的老牧民勒住马，隔着篱笆喊他“巴依勒格朋友”，粗糙的手掌裹着他的手往蒙古包里拉。奶茶锅在火上“咕嘟”着，奶皮子结得像半凝固的月光，老牧民往他碗里堆了满满一勺炒米，说“这是草原的粮食，吃了就不想家”。傍晚跟着小哈斯去放马，少年的红袍子在风里飘，指着远处的敖包说“那是祖先的灯”，老舍摸着马脖子上的鬃毛，指尖沾了一手草屑的香。
夜里围着火堆，牧民们唱长调。歌声像从草叶缝里钻出来的，裹着星星落进耳朵——唱的是春天接羔的累，夏天打草的热，秋天卖羊时的笑，冬天围炉煮肉的暖。老舍坐在老阿妈身边，她把羊皮毯子盖在他腿上，说“你们来，草原就多了一盏灯”。火光映着她脸上的皱纹，每一道都藏着日子的温度，老舍掏出笔记本，铅笔尖在纸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蒙古包，旁边写着“热乎”两个。
这些场景不是风景，是活的、烫的生活。老舍后来在日记里写：“我见过很多山，但草原的山是躺着的，像母亲的怀抱；我喝过很多茶，但草原的茶是带着奶香的，像有人把心熬进去了。”他跟着牧民学挤牛奶，沾了满手的乳香；帮着搭蒙古包，扶着木架时被毡子蹭了肩膀；甚至跟着去赶牛群，摔在草堆里，牧民们笑着拉他起来，说“草原的草软，不疼”。
回到北京的书房，老舍摸着从草原带回来的羊毛围巾——那是老牧民塞给他的，说“冬天挡挡风”。台灯下，他铺开稿纸，笔杆儿压着的，是草原的风、奶茶的香、牧民的笑。他没写“壮丽山河”，没写“宏大叙事”，只写“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，空气是那么清鲜，天空是那么明朗”；写“蒙汉情深何忍别，天涯碧草话斜阳”——那些话不是编出来的，是老牧民拉着他的手说“下次再来”时，他喉咙里堵着的热乎气。
《草原》的背景，从来不是某个抽象的年份或政策。它是1961年夏天草原上的风，是老牧民递来的奶茶碗，是小哈斯骑在马上的红袍子，是老舍指尖沾着的草屑香。他写的不是“草原”，是草原上的人，是人和人之间那股子热乎劲儿——这股劲儿钻进他的笔管，就变成了纸上的绿，纸上的笑，纸上的“何忍别”。
后来有人问他“为什么写《草原》”，老舍说：“我没写草原，我写的是一群把心掏给我的人。”那些人，那些日子，那些风里飘着的香，就是《草原》最真实的背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