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畴精神是什么

西畴的山，是石头垒起来的山——连风刮过都带着石屑的糙；西畴的地，是石头缝里抠出来的地——种下的玉米苗要顺着石缝弯着腰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这里的农民蹲在石埂上叹气：“种一坡收一箩，栽一篮收一碗”，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日子，像压在胸口的石头，沉得喘不过气。

但西畴人没等。1985年春天，蚌谷乡木者村的二十几个汉子扛着钢钎、抱着炸药上了山。他们要炸掉村后的“白虎山”——那座满是青黑岩石的山，占了村里一半的耕地。钢钎砸在石头上，火星子溅得满脸都是；炸药响的时候，碎石飞得比屋顶还高。有人的手掌磨出了血泡，用布条缠缠继续握钎；有人的肩膀被抬石头的杠子压出了红印，抹点药酒接着干。整整三年，他们炸平了三座石山，垒起了三条石埂，挖出了三个能存水的塘子——“三连塘”的水漫过新翻的泥土时，村里的老人摸着湿润的田埂，眼泪砸在泥里：“活了一辈子，终于能种水稻了。”

西畴人没靠。莲花塘乡的王廷才，当了三十多年村支书，最常说的话是“搬家不如搬石头”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有人劝他：“反正国家有扶贫款，不如搬到平原去。”他摇着头蹲在石埂上：“搬出去了，根就断了。这石头缝里的土，是祖辈埋骨的地方，我要把它变成能养人的地。”他带着村民修了二十公里的“石漠化治理沟”，把雨水引到石缝里；又带着大家在石头地里“垒台地”——每一块地都要先铺一层碎石头，再填半米厚的土，像给石头穿了件“土衣裳”。后来，那些“台地”里种出的烤烟，比平原上的还香；那些“石缝沟”里流出来的水，浇绿了曾经光秃秃的山。

西畴人更没怕。兴街镇的刘超仁，二十岁那年从部队回来，看着家乡的石头山，把行李往家里一放就扛着钎上了山。他说：“我爹当年炸石头的时候，我才七岁，现在换我来接他的班。”他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搞“坡改梯”，把陡得能滑下去的山坡，改成一层一层的石梯地；又搞“林下经济”，在石头缝里种三七、种核桃——那些贴着石头长的三七，根须扎进石缝里，比平原上的更粗壮。有人问他：“这么苦，值吗？”他擦着脸上的汗笑：“你看这石缝里的苗，不也长得好好的？人跟苗一样，越在石头缝里，越要往天上长。”

去年秋天，我在西畴的石头地里走，看见一位老太太蹲在石埂上摘辣椒。她的手上满是老茧，指甲缝里塞着泥，摘下来的辣椒红得像火。她指着身边的地说：“这地是我儿子当年炸石头垒的，现在他在城里打工，每年回来都要帮我翻一遍土。”风刮过她的白发，吹得身边的玉米叶沙沙响——那些玉米秆长得比人还高，穗子垂着沉甸甸的玉米粒，把石缝里的风都染成了甜的。

西畴的山还是石头山，但石头缝里多了绿；西畴的地还是石头地，但石头上多了土。西畴人没说过什么“大道理”，他们把“精神”刻在石头上——村头的石碑上刻着“等不是办法，干才有希望”，田埂上的石缝里刻着“搬家不如搬石头”，甚至连农民的锄头把上，都磨出了“干”的形状。

西畴精神是什么？是木者村汉子握了三年钢钎的手，是王廷才压了三十年杠子的肩，是刘超仁接了父亲班的钎，是老太太摘辣椒时沾着泥的指甲——是石缝里抠出来的“干”，是困境中熬出来的“韧”，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“守”。它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，不是写在文件里的口号，是西畴人用一辈子的汗水，浇在石头上的“活法”：不管石头多硬，不管日子多苦，只要拿起钎、弯下腰、埋下头，就能把石头变成田，把穷山变成家。

风掠过西畴的石埂，吹得玉米叶沙沙响。那些在石头缝里长大的苗，正朝着太阳，使劲儿往上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