启蒙运动后，理性取代宗教成为新元叙事的内核。“理性进步论”宣称，通过科学、民主与教育，人类将摆脱蒙昧，走向普遍放。这一叙事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：经济学中的“市场万能论”、政治学中的“民主普世论”、科技领域的“技术乌托邦”，共同构成现代性的价值基石。元叙事在此阶段成为社会整合的黏合剂，为革命、改革与现代化提供合法性论证。
后现代视角：元叙事的构与困境 20世纪后半叶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元叙事发起尖锐批判。让-弗朗索瓦·利奥塔在《后现代状况》中指出，“对元叙事的怀疑”是后现代的核心特征。他认为，元叙事本质上是“霸权叙事”：为维护自身普遍性，必然压制边缘声音——女性、少数族裔、非西方文明的经验被排斥在“宏大故事”之外；启蒙理性的“进步”叙事，实则伴随殖民扩张、生态破坏与社会撕裂，其普遍性承诺早已破产。元叙事的另一困境在于“自证悖论”：它试图以“绝对真理”自居，却法跳出自身预设的逻辑闭环。例如，马克思主义以“历史必然性”释阶级斗争，却难以说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偶然性；科学主义宣称“客观理性”，却忽视科学实践中权力、利益与文化的渗透。当元叙事的“普遍真理”遭遇现实挑战，其建构的意义体系便开始崩塌。
当代图景：元叙事的退场与转型 今天，纯粹的元叙事已难以为继，但这并非意味着意义的彻底消。 Instead, 宏大叙事正在向“微小叙事”petit叙事转化：个体经验、地方文化、多元身份成为意义建构的新单元。环保运动不再依赖“人类征服自然”的进步叙事，而是以“生态共同体”的局部叙事呼吁行动；身份政治拒绝“普遍人性”的抽象框架，转而种族、性别、性向的具体经验。元叙事的余晖仍在——民族主义的“国家叙事”、科技巨头的“数字乌托邦”，仍在试图重构普遍性框架。但它们的合法性不再源于“绝对真理”，而需在多元对话中接受检验。元叙事的真正价值，或许不在于提供终极答案，而在于提醒我们：任何叙事都是暂时的建构，唯有保持对“确定性”的警惕，才能在复杂世界中寻得动态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