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史之称，属杜甫之诗
在中国诗歌的长河里，若论谁的诗能被冠以“诗史”之名，答案世人共认——杜甫。他的诗，是盛唐转衰的镜子，是乱世黎民的哭歌，更是历史的鲜活脚。“诗史”之谓，首在其纪实性。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，而杜甫恰是这场巨变的亲历者。他的笔，像一部移动的史书，记下了战乱中最真实的碎片。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《春望》，寥寥十字，写尽长安沦陷后的荒芜；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，又以刺骨的对比，撕开盛世表象下的贫富鸿沟。他不像李白的诗是天马行空的想象，而是一步一印踩在苦难的土地上：从奉先县的幼子饿死，到秦州的迁徙艰辛，再到成都草堂的暂得安宁，最后漂泊夔州、潭州，他的生命轨迹与时代脉搏紧紧相连，诗便成了蘸着血泪写就的历史记录。
“诗史”之实，更在其对宏大历史的微观呈现。正史多记帝王将相、军国大事，而杜甫的诗，偏要写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小人物。《三吏》《三别》里，石壕村的老妇“急应河阳役，犹得备晨炊”，新婚的妻子“夜久语声绝，如闻泣幽咽”，这些名者的挣扎，恰是乱世最生动的脚。他写战士“归来头白还戍边”，写百姓“寄身且喜沧洲近，顾影如白发何”，没有空洞的哀嚎，只有具体的面容、真实的叹息，让冰冷的历史有了温度。正如元代方回所言：“少陵为诗，一人之笔，而有千军万马之力。”这力量，正来自于他对个体命运的深切观照，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，而成了有血有肉的人间。
“诗史”之魂，尤在其情感与历史的交融。杜甫的诗不是客观的史料汇编，而是带着个人体温的生命书写。他写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是战乱中对家人的牵挂；写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是困顿中对苍生的悲悯。他的痛苦，是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的个体遭际；他的忧愤，是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的家国情怀。这种将个人命运嵌入时代洪流的写法，让“诗史”不止于记录，更成了情感的共鸣场——后人读他的诗，不仅能看到历史的样貌，更能触摸到那个时代的心跳。
正因如此，当后世谈论“诗史”，必会想到杜甫。他的诗，不是雕章琢句的文字游戏，而是用生命刻下的时代印记。从青年时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意气，到晚年“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”的苍茫，他的笔始终追随着时代，记录着苦难，也传递着力量。这，便是杜甫的诗被称为“诗史”的缘由——他用一生的行走与书写，让诗歌成了历史最生动的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