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手空空，来到广东
火车在凌晨三点进站，空调风混着湿热的空气灌进来，我攥紧兜里最后几张皱巴巴的零钱，跟着人潮挤出出站口。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，又被后面的人踩碎。举着“招工”牌子的人在喊，方言卷着尾音，像细密的网。我听不懂，只看见他们眼里的急切，和我一样。进厂那天，工服领口蹭着脖子，痒。流水线转起来，机器声把说话声都吃掉。我的手指在零件间翻飞，指甲缝里很快嵌满油污，洗了三遍还是黑的。旁边的阿梅说，没事，过两天就长茧了，茧厚了就不疼了。她腕上戴着个旧银镯，说是她妈给的，“戴着干活，像家里人在拉着我。”
午休时趴在桌上，工友的鼾声和窗外的蝉鸣搅在一起。墙上的日历被红笔划掉一个个数，像撕掉的日子。我数着，还有三个月就过年了。口袋里的存折锁在铁柜最底层，每月发工资那天，我会去柜员机前站很久，看着数慢慢涨起来，像看着田里的苗。
傍晚去电话亭，硬币投进去“叮”一声响。电话那头，儿子奶声奶气地问：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妈妈说你在很远的地方挖金子。”我笑着说快了，说广东的星星很亮，和家里的一样。挂了电话，夜风从巷口吹过来，带着炒粉的香味。我摸了摸肚子，转身走向便利店，买了个五块钱的面包。
宿舍的铁架床吱呀响，月光从铁窗钻进来，照着上铺阿强的背影。他在写信，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，比机器声温柔。我知道他写什么，非是“一切都好”“勿念”，就像我每次给家里写信，总把“累”改成“忙”，把“想”揉进“天气转凉，多添衣”里。
清晨的闹钟响了，我坐起来，摸了摸枕头下的工牌。塑料壳上的照片磨得有些模糊，名却很清晰。窗外，太阳正爬过厂房屋顶，把光洒在排队进厂的人流上。我跟着队伍往前走，鞋底踩着地上的露水，凉丝丝的。两手空空来的，但现在，我手里有扳手，有零件，有慢慢变厚的存折，还有口袋里，那张被体温焐热的回家车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