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初，这更像句笑话。林墨是设计组那个总穿oversize卫衣的姑娘，提案总被批“太理想化”；周子昂在技术部坐角落，代码总带着“新手味”的冗余。两人凑一起接项目时，工位区的窃笑声能掀翻天花板。“看那俩‘理想家’又要拯救世界了”“上次那个小程序崩成那样，还好意思说‘不好惹’？”数人的嘲讽像细密的针，扎在他们讨论方案的背影上。有人把打印错的文件故意塞进林墨抽屉，有人在周子昂电脑旁贴“bug收纳盒”便利贴，连保洁阿姨都知道：“哦，就是那两个爱说大话的年轻人。”
直到那个被全公司判了死刑的文旅项目。甲方三个月内做出VR导览系统，预算砍半，还得兼容老旧设备。项目群里“这个不可能”的消息刷了满屏，负责人叹着气准备回复“放弃”时，林墨的头像突然跳动：“我们接。”紧跟着周子昂补了句：“我们不是好惹的。”
茶水间的笑声没了。人们开始盯着他们的工位——林墨的电脑屏幕从设计稿变成了三维模型，周子昂桌上的咖啡杯堆成小山，两人的工牌在凌晨两点的走廊里晃出残影。有次甲方突然抽查进度，会议室里 everyone 都捏着汗，林墨却打开测试版：“您看这个交互逻辑，我们把老旧设备的兼容性问题拆成了12个模块……”周子昂接话：“上周决了最后一个卡顿bug，现在加载速度比快30%。”甲方愣住的瞬间，窗外的天刚好亮了。
项目上线那天，系统崩溃的预警成了虚惊，用户好评刷爆后台。庆功宴上，曾贴“bug收纳盒”的同事端着酒杯过来：“之前……是我不对。”林墨和周子昂对视一眼，还是那句：“没事，我们不是好惹的。”只是这次，没人再笑。
现在茶水间的微波炉旁，偶尔还能听见这句话。但讨论声变成了“听说林墨他们接了个AI项目？”“周子昂那个算法专利下来了？”曾经的嘲讽早被嚼碎了咽进肚子，而那枚叫“我们不是好惹的”的钉子，终于在众人心里钉出了两人的名声——不是嚣张，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，对“不可能”的不认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