驻藏大臣和噶厦，到底谁管着谁？
在清朝治理西藏的脉络里，驻藏大臣与噶厦是两个绕不开的名。有人疑惑，这两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？是彼此制衡，还是一方主导？答案藏在它们的身份底色与权力边界里。
驻藏大臣是中央扎进西藏的“楔子”。雍正五年1727年，清朝首次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，每届两人，任期三年。他们带着皇帝的谕旨赴任，代表中央行使主权——小到地方官员的升降，大到军事调动、对外交涉，都要经其过目。比如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认定，驻藏大臣要亲赴“金瓶掣签”现场，确认过程合规；西藏与尼泊尔的通商协定，必须由驻藏大臣签画押，否则不算数。驻藏大臣的权力不是“空降”的，是皇权在西藏的延伸——他们是中央的“代言人”，管的是“该不该做”“能不能做”。
噶厦则是西藏地方的“办事厅”。乾隆十六年1751年，清朝批准设立噶厦，作为达赖喇嘛领导的地方行政机构，由四位噶伦三俗一僧主持日常事务：收税、断案、维护治安，这些具体活儿归噶厦管。但噶厦的权力有个“紧箍咒”——每一位噶伦的任命，得先由达赖喇嘛提名，再送驻藏大臣审核，最后奏请皇帝拍板；噶厦拟的任何章程、下的任何命令，都要驻藏大臣“画押盖印”，否则就是一张废纸。
说到底，驻藏大臣是中央的“主权代表”，噶厦是地方的“执行机构”。驻藏大臣的权力来自皇权，噶厦的权力来自中央授权；驻藏大臣管的是“方向”，噶厦管的是“落地”。比如乾隆年间，西藏发生贵族叛乱，驻藏大臣立刻调兵平乱，噶厦只能配合筹备粮草、安抚百姓——不是噶厦“怕”驻藏大臣，是中央通过驻藏大臣攥住了地方的“缰绳”。再比如，有次噶厦想加征赋税，驻藏大臣核查后认为“会激化矛盾”，直接驳回，噶厦只能照办——不是噶厦“服软”，是中央规定了“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”。
其实，两者的关系从来不是“谁管谁”的简单上下级，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分工：驻藏大臣握的是“决定权”，噶厦操的是“执行权”。就像一家公司，总部派来的总经理驻藏大臣管战略，本地的部门经理噶厦管执行——总经理对总部负责，部门经理对总经理负责，最终都是为了公司国家的稳定。
回到最初的问题，驻藏大臣和噶厦的区别，藏着清朝对西藏的治理逻辑：中央通过驻藏大臣把住“主权关”，地方通过噶厦做好“具体事”。没有驻藏大臣，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就落不了地；没有噶厦，地方的日常运转就转不起来。这种分工里，藏着最直白的真相——西藏的事，从来都是中央说了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