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走西口”到底是走哪？又为何成了几代人的生存命题？
巷口的老槐树下，王爷爷总抱着旱烟袋说：“俺爹当年走西口，是踩着雪窝子出的杀虎口。”风卷着槐叶掠过他眼角的皱纹，像把那些埋在岁月里的脚印又翻了出来——所谓“西口”，从来不是某一扇具体的门，是明清到民国时，山西、陕西、河北的庄稼人扒着长城墙缝望出去的“活路”：杀虎口、张家口、独石口……这些长城沿线的关口，把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和蒙古草原的连天碧草连在一起，成了穷人们赌命的“出口”。
为什么要走？是黄土坡上的地太瘦了。吕梁山区的梯田像碎片，一家五口守着半亩地，收的莜麦不够熬三个月的粥；是灾荒追着屁股跑——光绪三年的大旱，地里的玉米秆干得能点着，村口的榆树被剥光了皮，婆姨们抱着饿得哭的娃，只能把最后一把玉米面饼子塞给男人：“去西口吧，总比在家等死强。”草原那边的风里飘着活路的味道：蒙古王公需要人帮着种庄稼，牧人们需要钉马掌的铁匠、缝皮袄的裁缝，甚至挑着货郎担卖针线的小商贩——连草原上的草都比老家的庄稼高，总能埋住一双愿意干活的脚。
走西口的路，是用脚磨出来的。男人们背着装着干馍和破棉袄的布包，翻长城时要扒着城砖缝往上爬，指甲盖里全是泥；过戈壁滩时，风卷着沙子往鼻子里灌，得蹲在地上用衣襟蒙住头，听见远处的狼嚎就摸出怀里的火镰——那火光照亮的不是路，是“活着”的念头。到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，有人给蒙古地主当佃农，在草原上开出一亩亩莜麦地，腰弯得像弓；有人摆地摊卖山西老醋，酸香飘出半条街；还有人学做蒙古袍，把汉人的针脚和蒙古的花纹缝在一起，慢慢攒钱租个小铺面——等熬到能寄钱回家时，信里总写“这里的奶茶比老家的米汤浓”，却不说自己冬天冻得手肿得像馒头，夏天被蚊子咬得满腿包。
走西口走出来的，从来不是单向的路。山西的刀削面传到草原，蒙古人学会了用酸菜煮面；蒙古的手把肉传到内地，晋西北的锅里多了奶香味。二人台的调子在草原上飘起来，唱的是“哥哥走西口，妹妹送村口”，把汉人的相思和蒙古的豪放揉在一起；归化城的街上，汉人卖着蒙古的马奶酒，蒙古人买着山西的杏花村，说话时带着彼此的口音——所谓“融合”，不过是两个地方的人，把对方的日子过进了自己的生活里。
现在的内蒙，很多人家还保留着山西的习俗：春节贴春联时要贴“福”倒过来，饺子要包硬币，连说话都带着晋西北的尾音。王爷爷的孙子去呼和浩特上大学，说食堂的刀削面和老家的一个味儿——那是爷爷当年挑着担子带过去的味道，是走西口的人把“家”扛在肩上，撒在了草原的每一寸土里。
“走西口”到底是什么？不是地图上的一条线，不是史书里的“人口迁徙”，是穷人们咬着牙迈出的每一步：是破棉袄里裹着的希望，是货郎担上挑着的生存，是两个地域的人把彼此的日子，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。就像王爷爷说的：“当年走西口，不是逃，是闯——闯出去，就有了家。”
风又吹过老槐树，槐叶落在王爷爷的旱烟袋上，像当年父亲走西口时，落在他手背上的那片雪——凉，却带着热乎的盼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