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世纪的中国，为何在前所未有的变局里，活成了“困在旧壳里的蝉”？
1800年的北京街头，还是挑着茶叶的货郎、捧着四书的书生、裹着旗装的妇人，连城墙根下的麻雀都还保留着百年前的作息——可此时的英国，蒸汽机已经在工厂里响了半个世纪，坚船利炮正对着地图上“东方帝国”的海岸线磨亮炮管。中国的“不变”，从一开始就成了“变”的敌人。
经济的血管里，流的还是两千年的“小农血”。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像一张密网，把农民绑在土地上：种稻子、纺棉花、纳鞋底，每一寸布都带着“家”的温度，却也带着“落后”的重量。当英国的洋纱洋布顺着通商口岸涌进来，一斤洋纱比本土土纱便宜三成，江南的织户们握着断了的梭子哭——他们不知道，自己织的不是布，是旧时代的殉葬品。更狠的是鸦片：英国人用鸦片换走白银，1830年到1840年，中国外流的白银超过一亿两，国库空了，农民的赋税却涨了，连茶馆里的说书人都在骂：“洋烟烧的不是烟，是咱的骨头。”
政治的朝堂上，腐臭已经渗进了青砖缝。和珅倒台时抄出的家产，抵得上清朝十五年的财政收入——可和珅不是特例，是常态：地方官员收“火耗”，胥吏敲“竹杠”，连治理黄河的银子都能被层层克扣，最后河工们拿着掺了沙子的粮食，在决堤的黄河边哭号。八旗兵呢？当年骑在马上入关的骁勇，早变成了提鸟笼逛茶馆的闲人，连拉弓都拉不开——1841年鸦片战争时，广州的八旗兵举着生锈的大刀冲向英军的火枪队，血溅在炮台上，像极了旧时代的挽歌。
社会的角落里，已经堆起了干柴。土地兼并像洪水：地主占着八成的土地，农民只能租种，交租子连糠都吃不上。1850年两广闹旱灾，地里的庄稼全枯了，官府却还在催税，于是洪秀全举着“太平天国”的旗子站出来，喊“天下一家，共享太平”——数百万农民跟着他跑，不是因为信上帝，是因为活不下去。可太平天国自己呢？打下南京后，洪秀全躲在天王府里选妃，杨秀清摆着“天父下凡”的架子要当“万岁”，连石达开都忍不住叹气：“原来咱们拼了命，只是换了个新的皇帝。”
思想的天空下，还蒙着一层黑布。科举考的是八股文，书生们背的是“之乎者也”，连“地球是圆的”都觉得是妖言。魏源写了《海国图志》，说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可书印出来没人买，反而被日本人翻刻了几十万册——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，京城的士人还在书房里写“咏菊”的诗，连园子里的火光都没抬头看一眼：他们的世界，从来都是“四书五经”里的世界，外面的炮火，不过是“蛮夷的胡闹”。
等洋务派终于醒过来，想“师夷长技”了，已经晚了。李鸿章办江南制造总局，买的是英国的机器，用的是清朝的官员——机器坏了没人会修，原料要从外国买，造出来的枪比洋枪贵三倍，连士兵都不肯用。张之洞办汉阳铁厂，连铁矿的成分都没测就开工，结果炼出的钢全是废铁，最后只能卖给日本人。1894年甲午战争，北洋水师的“定远舰”沉在黄海时，邓世昌抱着狗跳进海里，他喊的不是“报国”，是“为何我们的船，跑不过日本人的船？”
19世纪的最后一年，北京的冬天特别冷。慈禧太后在宫里办“万寿庆典”，宫外的乞丐冻得缩在墙角，报纸上登着“胶州湾被德国占了”“旅顺被俄国占了”，连卖糖葫芦的老人都在骂：“这日子，啥时候是个头？”
其实答案早写在风里了——当旧的制度已经烂透，当旧的思想已经僵死，当旧的人已经习惯了“不变”，那么所有的“变”，都会变成割在身上的刀。19世纪的中国，不是不想走出去，是旧的壳太硬，硬到连呼吸都困难——它困在自己的过去里，看着世界越跑越快，却只能抱着“天朝上国”的旧梦，一步步掉进更深的黑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