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的发展犹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，在数千年的时光里既保留着源头的清澈，又不断接纳新的支流，最终形成波澜壮阔的景观。这种传承与演变的辩证关系，贯穿于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。
先秦时期是文学的源头。《诗经》以“风、雅、颂”的体制和现实主义笔法，奠定了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；《楚辞》则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与“香草美人”的象征手法，开辟了个性化表达的路径。二者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学的精神根基，其“风雅”与“骚怨”的特质在此后千年间始终是文人创作的重要参照。
汉代文学在继承《诗经》“赋、比、兴”手法的基础上，创造了辞赋这一全新文体。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以铺陈夸张的笔法描绘帝王游猎，既延续了楚辞的恢宏气势，又融入了汉代大一统王朝的豪情。同时，乐府诗继承《诗经》的民间性，以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的创作原则，记录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百态，其写实精神直接影响了建安文学的“风骨”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文学进入自觉时代。曹氏父子的诗歌将乐府民歌的质朴与文人的忧患意识结合，开创了“建安风骨”；陶渊明的田园诗则在汉魏古诗的基础上，以自然平淡的语言书写隐逸情怀，为后世山水田园诗派埋下伏笔。五言诗的成熟与格律化探索，更为唐诗的繁荣做好了形式上的准备。
唐代文学达到了古典诗歌的巅峰。初唐四杰突破齐梁诗风的绮靡，陈子昂倡导“汉魏风骨”，找回了诗歌的雄浑气象；盛唐李白融合楚辞的浪漫与乐府的自由，以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豪情将诗歌的抒情功能推向极致；杜甫则继承《诗经》的现实主义传统，用“三吏三别”记录时代苦难，被誉为“诗史”。中唐白居易发起“新乐府运动”，主张“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。
宋代文学在唐诗的基础上另辟蹊径。宋词起源于民间小调，经柳永、苏轼等文人的改造，逐渐成为与诗并立的文体。苏轼以“以诗为词”打破了词的题材局限，辛弃疾则将爱国情怀融入豪放词风，使词从“艳科”升华为更广阔的情感载体。同时，宋代散文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精神，欧阳修、王安石等以简洁流畅的笔法推动了“唐宋八大家”的形成，确立了散文的实用与审美价值。
元代戏曲的兴起标志着文学向世俗化的转变。关汉卿的《窦娥冤》将民间故事与社会批判结合，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突破传统礼教束缚，展现了人性放的渴望。戏曲以其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表演，使文学从文人案头走向大众舞台，为明清小说的繁荣积累了叙事经验。
明清时期，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在历史传说和话本基础上，构建了宏大的叙事结构；《西游记》融合神话与哲理，展现了对自由与秩序的思考；《红楼梦》则将家庭兴衰与人性探索推向极致，成为古典小说的巅峰。这些作品既继承了史传文学的叙事传统，又吸收了戏曲的对话艺术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学典范。
从《诗经》的集体吟唱到《红楼梦》的个人创作，从诗歌的抒情言志到小说的叙事写人，中国文学在坚守抒情传统、关现实人生的同时，不断拓展表现形式与题材范围。这种传承中的演变，既让文学根系深植于传统文化土壤，又使其始终保持与时代精神的共鸣，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动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