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“四大自由”是哪四大？》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农村经济调整中推行的“三自一包”政策，常与“四大自由”一并被讨论。其中“三自一包”指向自留地、自由市场、自负盈亏、包产到户，而“四大自由”则是更具体的权利释放——明确了农民在生产经营中的四项自主空间：土地租佃自由、雇工自由、贸易自由、借贷自由。
土地租佃自由，是农户对土地使用权的自主处置：农民可以将自家承包的土地出租给其他农户耕种，也能承租他人的土地，根据家庭劳动力多寡调整种植规模，避免土地闲置或人力不足的矛盾。雇工自由，是农民雇佣劳动力的权利：农忙时缺人手，可以找临时帮工；家里劳动力长期短缺，也能雇请长工，全程由农户自己决定，不用经过集体的强制审批。贸易自由，是农产品销售的自主权：收获的粮食、蔬菜、家畜等，农民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出售，不再全受统购统销的限制，直接换取货币或生活所需的物资，改善家庭收入。借贷自由，是资金与物资的融通权：农户之间可以相互借贷钱、粮或农具，决生产中的周转问题——比如春耕要买种子化肥却没钱，就能向邻里借，需等待集体的统一安排。
这四项自由，本质是给农民“松绑”。当时农村经济面临困难，“四大自由”作为“三自一包”的延伸，核心是让农民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生产：劳动力够就多种地，不够就租出去或雇工；种出来的东西能自己卖，换钱更灵活；缺钱缺物能互相借，不用等集体“兜底”。每一项都紧扣农民的日常需求——决地与力的匹配、钱与物的周转、产与销的衔接。
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表述，“四大自由”的内涵始终围绕“农民自主”：让农民从集体的过度干预中走出来，用自己的方式应对生产生活里的具体问题。它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落在“租地、雇人、卖粮、借钱”这些实实在在的环节里，试图通过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利，激活农村经济的活力。
说到底，“四大自由”就是四个具体的“可以”：可以租地、可以雇工、可以自己卖东西、可以互相借钱。这些“可以”，在当时的语境下，是对农民生产经营权的回归，也是对农村经济活力的一次试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