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巷口飘着豆浆的甜香时，我总想起七岁那年攥着五毛钱和空玻璃瓶，往巷尾副食店跑的日子——那是我第一次懂“打酱油”的模样。
副食店的木柜台擦得发亮，老板的玻璃罐里装着水果糖，可我盯着的是柜台后那口半人高的陶缸。缸口盖着块粗布，掀开时股酱褐色的咸香“呼”地涌出来，像把晒了整个夏天的黄豆味都揉进了风里。老板捏着把铜提子，伸进缸里舀起满满一提，漏斗往我那只缺了个小口的玻璃瓶口一塞，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里，琥珀色的液体顺着漏斗壁滑进去，末了还在瓶口沾了两滴，我赶紧用指尖蹭着舔——咸津津的，带着点黄豆发酵的回甘，是妈妈做红烧肉时要的味道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“打酱油”原来不是小孩的专利。巷口的张婶总拎着个塑料桶去，她说“打的酱油比瓶装的鲜”；隔壁的爷爷拄着拐杖来，要打“头抽”，说“老方法酿的，炒青菜都能鲜掉眉毛”。那时候的“打”是个动作：用容器去盛、去装，是把散装的生活碎片，一点点填进日常的缝隙里。
再后来网络上突然火了个词，说“我是来打酱油的”。起因是有人在街上被采访，问起某件热门事，那人挠着后脑勺笑：“关我什么事？我就是来打酱油的。”这句话像颗小石子扔进了池塘，溅起的涟漪铺得很远——原来“打酱油”还能是种态度。
现在的“打酱油”早不是攥着玻璃瓶跑副食店了。比如周末朋友约火锅，我懒得出门又不想扫兴，会说“我打个酱油，带瓶可乐过去”；比如工作群里同事聊方案聊得热火朝天，我插句“我打个酱油，觉得这个配色挺舒服”；甚至过年家庭聚会，表弟抱着手机抢红包，抬头说“我打个酱油，你们聊你们的”——它成了“不较真、不掺和、凑个热闹”的代名词，像裹着层软乎乎的棉花，把“不想主导”的心思藏在轻松里。
前阵子回老城区，居然还能找到家卖散装酱油的店。陶缸还是那样的陶缸，铜提子还是那样的铜提子，老板是个戴老花镜的阿姨，看见我举着手机拍，笑着说：“姑娘，要打酱油不？还是老味道。”我买了半斤，装在她递来的玻璃小瓶里，回家用它炒了盘青菜——果然还是小时候的咸香，像把记忆里的烟火气，又重新倒进了锅里。
其实“打酱油”从来没变过。它是小时候玻璃瓶里晃荡的琥珀色，是网络上插科打诨的轻松，是成年人世界里“点到为止”的默契。你问它是什么意思？不过是：我来了，没打算抢主角，没打算论是非，就想蹭蹭这人间的热乎气儿，把日子过得松快些、软和些。
就像此刻我握着那瓶从老城区带回来的酱油，想起七岁那年舔瓶口的自己，想起网络上笑着说“打酱油”的陌生人，突然觉得这个词真妙——它把烟火气、幽默感、分寸感，都揉成了一句“我是来打酱油的”，像给生活撒了把温柔的盐，不咸不淡，刚好够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