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暴行之一，其根源深植于极端的意识形态、政治野心与社会偏见的交织。作为纳粹党的核心领袖，希特勒将反犹主义从历史上的偏见升级为系统性的种族灭绝政策，背后是多重因素的驱动。
从意识形态层面，希特勒在《我的奋斗》中狂热宣扬“雅利安种族优越论”，将犹太人视为“劣等民族”和“文明的破坏者”。他歪曲历史，声称犹太人通过金融、媒体和政治渗透世界，将一战后德国的经济危机、社会动荡归咎于犹太群体，构建起“犹太人是德国一切苦难根源”的虚假叙事。这种极端种族主义思想成为其煽动民众仇恨、推行迫害政策的理论基础。
政治层面，反犹主义是希特勒巩固权力的工具。纳粹党通过将犹太人塑造为“国家敌人”，转移民众对经济困境和统治问题的不满，凝聚极端民族主义情绪。掌权后，希特勒通过《纽伦堡法案》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，实施“最终决方案”，以行政、军事和司法力量系统性地剥夺犹太人的财产、自由乃至生命，试图通过消除“异质群体”来强化纳粹政权的统治合法性。
经济因素也助长了迫害的残酷性。20世纪30年代，德国经济深陷危机，犹太人在金融、商业等领域的成就被纳粹描绘为“掠夺德国资源”的证据。大规模剥夺犹太人财产、企业和资产，不仅满足了纳粹政权的经济需求，也迎合了部分底层民众对财富重新分配的渴望，成为实施种族清洗的现实诱因。
此外，欧洲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反犹传统为希特勒的政策提供了土壤。从中世纪的宗教迫害到近代的种族歧视，反犹情绪在欧洲社会根深蒂固。希特勒利用这种历史偏见，通过宣传机器反复煽动，将个别事件扩大为对整个犹太民族的妖魔化，使种族灭绝在部分民众眼中演变为“合理”的行动。
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，本质上是极端意识形态、政治权谋与历史偏见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这一暴行不仅是对数百万辜生命的摧残，更是对人类文明底线的践踏，成为警示后世反对种族主义、维护人权的永恒教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