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小年小年,爆米糖甜,灶王爷上天,多说好话少把是非传。”清晨的风裹着糖香钻进弄堂时,江南的腊月二十四才算真正醒了。竹编的箩筐里堆着前夜刚爆好的米花——米粒胀得圆滚滚,像撒了一地雪白雪白的胖娃娃,灶上的铜锅正咕嘟咕嘟熬着糖稀,冰糖与麦芽糖在火上缠成琥珀色的丝,甜香气顺着烟囱飘出三里地,连巷口的阿黄都凑过来,尾巴摇得像小扇子。
王阿婆的手裹着蓝布围裙,粗糙的指腹蹭了蹭锅沿:“要熬到‘挂旗’才好。”她捏起一点糖稀,凉风吹过,糖丝拉得老长,像细银线。这时赶紧把米花倒进去,铁铲翻得飞快,米粒裹上糖稀,变得油亮金黄,像裹了层蜜。倒在抹了油的案板上,阿婆踩在小凳子上,用擀面杖压得平平的,爷爷举着菜刀,趁热切成方块——要快,慢一点糖就硬了,切出来的块会碎。
我蹲在旁边,盯着案板咽口水。阿婆用沾了糖稀的手指戳我额头:“小囡急什么?灶王爷还没吃呢。”灶台上的神像擦得锃亮,灶王爷慈眉善目,旁边贴着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的对联。阿婆把最大的一块爆米糖放在神像前,又摆上一杯温茶、一碟花生,点起三柱香:“灶王爷,甜糖沾了嘴,上天可别忘了说我们家的好话——小囡要考100分,儿子媳妇工作顺,来年的稻子要比今年壮。”香烟缭绕里,我偷偷伸手摸了块小的,塞进嘴里——糖衣脆生生的,米花在齿间炸开,甜得直钻喉咙,糖丝粘在嘴角,阿婆笑着用手帕擦:“灶王爷不怪你,他也疼小囡。”
弄堂里的甜香气越飘越浓。张阿姨端着自家做的爆米糖过来:“你们家的糖熬得透,我家的有点焦了。”妈妈笑着接过,递过去一碗腌菜:“换着吃,你家的米花更脆。”隔壁的小弟弟举着糖块跑过来,嘴角沾着糖,像长了白胡子:“我家的糖里放了芝麻!”大家挤在阿婆的八仙桌前,你一块我一块,甜意在嘴里散开,连风都变得软乎乎的。
后来我去外地读书,小年时在超市看到包装好的爆米糖,包装上写着“江南传统年俗”。买一包拆开,咬一口,还是熟悉的甜——糖衣的脆,米花的香,像阿婆的擀面杖,像妈妈的铜锅,像弄堂里飘了二十年的甜香气。窗外的风裹着寒气,可嘴里的糖是热的,像回到了小时候的腊月二十四:阿婆在压糖,爷爷在切糖,妈妈在和张阿姨聊天,小弟弟举着糖块跑过来,喊我“姐姐”。
江南的小年没有鞭炮的响,没有烟花的亮,只有爆米糖的甜——甜得像期待,甜得像团圆,甜得像灶王爷嘴边的糖丝,把一年的辛苦都裹成了蜜。“小年小年,爆米糖甜”,原来不是什么复杂的习俗,是江南人家把对年的期待,熬进糖稀里,揉进米花里,分给邻居,分给孩子,分给每一个盼着回家的人。
糖是甜的,年是暖的,家是甜的。江南的小年,从来都在那一块爆米糖里,从来都在那缕飘了千年的甜香气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