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宜乎众矣”，到底是说众人都该如此吗？
读《爱莲说》时，最后那句“牡丹之爱，宜乎众矣”总像根细针，轻轻扎进心里——周敦颐写了莲的清冽，菊的隐逸，末了忽然转向牡丹，用这四个收束，到底是在说什么？
要懂这句话，得先顺着他的笔锋走。他说莲是“花之君子者也”，出淤泥不染，中通外直，是他要赞的坚守；菊是“花之隐逸者也”，陶渊明爱菊，那是小众的、躲起来的清醒；到牡丹，笔调变了，“花之富贵者也”——这是贴在世俗脸上的标签，是街头巷尾都认得的热闹。
三种花，对应三种“爱”：爱莲的是君子，爱菊的是隐士，爱牡丹的呢？是凡人，是挤在人群里抬头看高门大院的人，是为了碎银几两奔忙的人，是把“富贵”写在眼神里的人。周敦颐历数这三种爱，末了落在牡丹上，轻轻说“宜乎众矣”——不是规劝，不是指责，是像你站在巷口看卖糖人的担子围满小孩，轻声叹一句“难怪这么多人”。
“宜乎”不是“应该”，是“理所当然”；“众矣”不是“要多”，是“本来就多”。合起来，是“爱牡丹的人多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啊”。就像现在我们说“大家都想住大房子，也难怪”，不是认同，是说出一个藏在生活褶皱里的事实——世俗的选择从来都不用教，它像风往低处吹，水往海里流，是刻在日子里的惯性。
有人会把“宜乎众矣”成“众人都该这样”，可周敦颐写这篇文，是要把莲举成一面镜子，照见君子的骨血，怎么会劝人去爱牡丹？他是在点破：君子的清欢太少，隐士的孤独太苦，而牡丹的热闹——那种能摸得到、看得见的“好”，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。“宜乎众矣”，是把这层“大多数”摊开，像掀开盖在世俗上的薄纱，让你看见下面涌动的人流。
你看他，没有愤慨，只有叹惋。就像老茶客坐在茶铺里，看穿长衫的文人走过，看挑担子的小贩走过，最后看穿绸缎的商人笑着进门，端起茶碗说“来了？”——“宜乎众矣”就是这声“来了”，是看清了世事后的平和，是知道“这样的人本来就多”的清醒。
所以“宜乎众矣”不是“众人都该如此”，是“众人如此，本就该当如此”。它是周敦颐的一笔留白：莲的香是淡的，菊的影是瘦的，而牡丹的红是艳的——艳到能遮住所有淡的、瘦的影子，艳到让大多数人都忍不住凑过去。他用这四个，把君子的孤独和世俗的热闹，都装在一句轻轻的感叹里。
就像你读《爱莲说》，合上书页时忽然想起楼下的早餐铺，永远是卖包子的窗口排着长队，卖清粥的摊子只有几个人——你抿抿嘴，轻声说“宜乎众矣”，不是说包子比清粥好，是说“喜欢包子的人本来就多啊”。
这就是“宜乎众矣”的意思：不是评判，是看见；不是，是懂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