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团长我的团结局
那面褪色的团旗在怒江上空飘了三年，羊皮地图上的折痕比枪伤还深。我们是溃兵，是散沙，是人问津的炮灰，直到他叼着草棍出现在收容站，说要带我们回家。他教我们把断枪拼成整的家伙，把窝头分给伤员，用粗话骂醒装睡的孬种。沙盘推演时他故意说错战术，看谁会红着眼跳出来争辩；急行军时他把马让给难民，自己瘸着腿走在队伍最前头。克虏伯的炮总打不响，他就陪这个胖子蹲在炮位旁抽烟，直到晨曦漫过战壕时轰隆一声炸响了对岸的碉堡。
南天门上的树都烧成了黑炭，迷龙抱着机枪笑出了眼泪，烦啦把血浆抹在弟兄们脸上装死。兽医哼着陕西小调给伤员换药，死啦死啦在尸堆里数着还能喘气的人，数着数着嗓子就哑了。我们没有援军，没有补给，却在弹坑里用刺刀刻下每个人的名——不是编制，不是番号，是麻子脸上的刀疤，是要麻永远没寄出去的家信。
后来我们真的回家了。在禅达的破庙里分最后一点盐巴，迷龙抢着把罐头给了路边的孤儿，不辣用仅存的口粮换了串糖葫芦。死啦死啦把团旗铺在地上，让我们每个人踩一脚泥，说这样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局。
现在我常坐在江边看云，总觉得那团像他歪戴的帽子，那片像兽医的眼镜。对岸的山还在，风里飘着铁锈味，像极了当年我们把枪膛擦得锃亮的味道。其实我们早就是一个局了，从他把最后半块压缩饼干塞进我嘴里那天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