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女的是谁？
祖母的樟木箱底压着一张泛黄的照片。边角卷起毛边，像被岁月啃过的痕迹，相纸薄得几乎透明，却能看清照片里的人——二十岁出头的女子，穿月白色杭绸旗袍，领口绣着细小的缠枝莲，乌黑的短发别着玳瑁梳子，鬓角别着一朵半开的栀子花，手里捧着本线装书，站在老上海弄堂的青砖路上，身后是斑驳的砖墙和爬满三角梅的木窗。“这女的是谁？”我捻着照片边缘，轻声问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的祖母。她眯起眼，老花镜滑到鼻尖，枯瘦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上的人影，像抚摸一片易碎的蝶翅。“她啊，”祖母的声音忽然软下来，带着旧时光的温湿度，“是你姑婆，叫苏曼卿。”
姑婆。我从未听过这个名。祖母的故事像泛黄的书页，被年月压得沉厚，此刻终于掀开一角。
“民国二十六年，她十九岁，在上海女子师范读书，最爱读冰心的诗，说女子的心要像海，能盛得下星光，也容得下风浪。”祖母的手指点在照片里那本线装书上，“那是她的《漱玉词》，翻得边角都卷了，里面夹着她抄的诗，像春柳，软中带着韧。”
我指尖触到照片里女子微微扬起的下巴，旗袍袖口露出的皓腕上，有一道极淡的银镯子反光。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打仗了。”祖母的声音低了下去，阳光穿过她银白的发丝，在照片上投下细碎的阴影，“她没毕业，跟着同学去了后方。走的那天穿的就是这件旗袍，栀子花是前一晚在院里摘的，说要带着家乡的香走。”
照片里的栀子花仿佛还能闻到清芬，女子眼里盛着光，像揣着一整个春天的希望。我想起祖母偶尔提起的“牺牲的亲戚”，原来就是她。
“三十岁那年，在江南的一个小镇，为了送一份情报，被日本人抓了。”祖母的手停在照片上女子的眉眼处，“她没说一个。当地人说，枪响的时候，她衣裳上的栀子花还没谢透。”
照片在手里忽然变得沉重。原来这泛黄相纸上的眉眼，曾在烽火里读过诗，在暗夜里送过信，在年轻的生命里燃过光。她是谁？是苏曼卿，是祖母的小姑，是战火里捧着《漱玉词》的女学生，是没来得及老去的二十岁，是刻在家族血脉里的一道痕。
风从窗棂溜进来，吹动樟木箱盖，扬起一缕旧木头的香气。照片上的栀子花，好像又开了。